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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的契约困境
上海网站建设 | 上海网站设计 时间：2011-06
张昊
因为马云和支付宝，郑州商人郭恒基认识了胡舒立，也知道了什么是“契约精神”，但很难把这个问题与伦理道德挂钩，在他看来，这也就是一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简单选择
他是“80后”，在郑州经营着一个几十人规模的家族地产公司，生活却“简单有序”，“每天就是陪各个居委、银行和客户吃饭，一个‘供’不到，事儿就有可能黄了
这看起来复杂，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完全程式化了
”郭恒基并不清楚“契约精神”有什么价值，但他很累，“在不必要的环节上，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
相比于郭恒基，阿伟要轻松点
他在东莞的模具厂加入了当地的行业协会，“协会里的企业有大有小，大家还算有秩序，抢活儿的不太多
”当他听到“契约精神”这个词时，第一反应是“我们没有签什么契约，甚至没有口头契约，这相当于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
”
跟很多中国底层的企业家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标签如此相似：应酬、人脉、老练、现实、拼命、迷茫……以至于根本看不出“80后”和“70后”的区别
“做小生意的，说到底就是做人脉，中国人缺乏最起码的信任
起初我并不接受爸爸的这一套，但后来懂了，那一群人没变，生存之道就不可能变
”在郭恒基当下的理解中，商业本就应该由利益所堆砌，伦理也许只是一个“黑色的幽默”
中国式尴尬
和阿伟相同，多数国人对“契约精神”很陌生，他们想当然地把它等同于狭义的契约：双方的书面或口头约定
这在很多学者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却真实地存在着
博士德文化首席管理顾问汪中求在前年曾写过《契约精神》这本书，令他苦恼的是中国企业家并不买账，“老实说，这本书卖得并不好，企业家们更关注管理本身给企业运营带来的价值，而这种软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毫无吸引力
”
因为软，所以没有标准，契约精神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和守信在中国是被割裂的
在马云和胡舒立有关契约精神的争辩之后，一个很明显的分化正体现了中国企业家的纠结
支持马云的占少数，更多的是理解，在中国，一个企业首先要活下来
“马云有难言之隐
有人指责马云违背了契约精神，个人非法侵吞公司财产
其实，如果不调整，支付宝获不了牌照，这可能意味着整个阿里巴巴集团坍塌？还有谁是受益者？”网络观察家付亮这样说道
但站在另一边的则更多地用欧美的例子来反衬国内的缺失
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在微博中称：“中国的企业家要走向世界，就必须遵守契约，这是商业的基本精神
面对财富的诱惑，创业者和企业家能否坚定地坚持价值观，并不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呢？”
马云在做着不止一道选择题，阿里巴巴集团未来面临的政策风险和股东暂时权益的保存，选择谁；时间不等人，是先斩后奏，还是先奏后斩；国家经济信息安全和国外大股东利益，选择谁；最后才是法律法规和契约精神的选择
不可否认，马云这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真正意义上与世界接轨的企业家
但适逢中国逐渐从世界工厂转为世界市场，国内的企业家们一直面临着一个尴尬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过程中，国内企业正是因为打破了很多传统的模式和规则，才换得如今的欣欣向荣，违犯契约一度成了中国经济的推动力
万通董事长冯仑曾在他的书《野蛮生长》中反思过这段时光
那是一个没有现代商业规则的地方，他的很多生意都是在夜总会里谈成的，他们甚至还经历过被人用枪指着脑袋，逼迫撕毁合同的事，万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江湖规则”是冯仑很恰当的概括，“每一个创业者都积累了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经验，但中国变化太快，很多经验不具有普遍性
但是偶尔有一两条原则可能还有用，比如说应该按商业规则而不是按江湖规则来游戏
以前，我看到太多朋友之间的砍砍杀杀，这是江湖规则，但这都是要过去的
”
度过“青春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当口，跟谁玩？怎么玩？如果是“自娱自乐”，我们大可不必费尽周折地去改变那些江湖规则，而现实却是你想“玩”得更好，就必须得跟着世界
因此，契约精神是根本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
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国家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很多西方国家都信奉一个准则，所有的人性之恶，法律管得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由上帝管
这部分由“上帝管的”就是诸如契约精神这样的伦理约束
这正是国外企业在中国水土不服，而中国企业在国外又屡屡碰壁的原因，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些特质是国外企业无法想象的
很多外国公司在投资中国时，都把政府关系、政策稳定性等作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这是两种游戏规则的碰撞，很难归结到文化上，当然更不应该武断地判定孰优孰劣
正如郭恒基和阿伟，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游戏规则，自然不会把一些市场行为上升到伦理层面
而在中国，他们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主力军，这难免让我们有一个疑问，契约精神于中国有何用？
其实，阿伟所在的行业协会本应是契约精神的产物，很多不成文的行规在保证着行业的正常运行
“但如今的行业协会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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